导论#

1.1研究缘起：一个名字的嬗变与网络话语的“取消”转向

在当代中文互联网空间中，“嘉豪”一词作为对某群体的分类来使用最早是在2023年，其首次出现的情境已难以精确。在话语不断解构的过程中，漂流至今的“嘉豪”一词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名。在当下的网络互动中，存在一种极其粗暴的反对话方式，出于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本研究择取当下的热点话语“嘉豪”一词做典型分析——当一名发言者被指认为“嘉豪”，一场讨论便往往就此终止——但并非是以论辩双方得出一致结论或是某一方以理性战胜了另一方，而恰恰相反，是因为被标签者在对话中归入了一个无需讨论的话语类别，他的发言不再需要通过理性论辩进行回应。通过对一方发言者的预先定性，来将一场本应理性沟通的对话取消以实现这种反对话的效果。标签使用者在此并不承担论证责任。引用索绪尔的论断——“语言不是一个命名系统，而是一个分类系统”以揭露其实质：对被标签者的否定，并不依赖于对其具体观点的反驳，而是依赖于将其归入一个预先建构的话语类别。归类本身即构成了否定。

在本研究讨论的当下的中文互联网话语语境下，“嘉豪”作为一种标签的使用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共同意义的认知：在行动者之间的反复互动中，它被用以标记那些被认为具有自我中心、彰显自身、特立独行等特征的群体类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定义便如布鲁默的“共同行动”理论所述：意义不是符号本身固有的，而是在符号被反复使用的互动过程中被生产、被稳固、被共享的。“嘉豪”符号的定义并非从某一权威来源中获得，而是在大量网络互动中通过行动者之间的相互调适和确认而沉淀下来的。

但在实际互动却并非如“共同行动”一般能得到所有对象的共识，这种共享并非均质的。如斯坦利·费什的读者反应批判理论中保持的观点——文本的意义在于文本字词在读者大脑中的反应，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观构成和体验事件[1]。在网络话语的日常使用中，“嘉豪”一词的定义在攻击者、被攻击者与旁观者之间常常存在错位，话语概念的解释往往取决于接收者而非发送者。这种概念的错位使得一切针对这一标签的辩解都变得空白，因为“自证”在此本就不存在可能。因此这非但并未削弱它的实际效力，反而设下一种让抵抗变得无用的“自证陷阱”。

正如前文所说，“嘉豪”一词只作为一众互联网话语符号中的一个典型范例。在它之前，已有一系列标签——如“杠精”“圣母”“爹味”“普信”——经历了类似的嬗变：从相对具体或中性的词汇，转化为取消对话资格的工具。因此本研究所研究的并非某种特定话语的话语使用，而是在一众话语互动下共同呈现的这种“反对话”的浪潮。

“反对话”的兴起更多是作为互联网激进化的微观层面的实践。鉴于此，本研究悬置对其的道德评判，而从结构分析层面切入。这一分析路径的选择基于以下理念：福柯于《疯癫与文明》中所意图表明，理解一种排斥行为的关键不在于评判排斥者的“善恶”，而在于分析那套使得排斥得以运作的话语结构——理性如何划出边界、定义“非理性”，并以此剥夺后者的话语资格[2]。以及布迪厄于《实践感》中所述：“学术分析常见的谬误之一，是用研究者的理论理性代替行动者的实践理性，进而对实践做出道德化的评判。社会科学的意义不在于进行道德说教，而在于揭示实践背后不为行动者所自觉的逻辑”[3]。循此思路，本研究将“嘉豪”视为一个话语结构的产物，旨在追问的不是“使用这个标签的人是否不道德”，而是“这套标签得以生效的社会条件是什么，它通过怎样的符号互动机制被再生产，又在何种话语结构中获得了它的排斥效力”。

1.2文献综述

1.2.1 网络语言暴力与标签化现象研究

对网络语言暴力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王梦和王会[4]将网络暴力语言分为“词变化”“句变化”等多种类型，指出这些语言变体通过同音替代、首字母缩写等方式绕开平台的审查机制，在传播中呈现出高度的模因化特征。这类研究为理解网络语言暴力的形式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基础。然而，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显性暴力”——那些可以直接被识别为侮辱、谩骂的言辞。而“嘉豪”这类标签的特殊性在于，它在形式上完全不携带暴力色彩，却在功能上完成了比直接辱骂更彻底的话语取消。这提醒我们，对话语权力的分析不能停留在词汇层面，还需要深入到标签背后的分类逻辑和排斥机制带来的“隐性暴力”。

1.2.2 网络公共领域的讨论：从理想到现实的背离

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5]曾为互联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想象：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和经济逻辑的、通过理性讨论形成公共意见的交往空间。互联网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曾被寄予厚望，被视为能够突破传统媒体的中心化限制、实现更广泛民主参与的数字公共领域。然而，经验研究很快揭示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张兆曙[6]的研究指出，互联网催生了从“在场整合”到“虚拟整合”的根本性变革。在涂尔干那里，社会团结依赖于面对面互动所产生的集体意识和道德规范。而基于缺场交互的“虚拟整合”虽然拥有强大的技术建构力，却未能内生出一套与之匹配的稳定的集体道德意识。这为话语的激进化提供了结构性的条件：当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力在虚拟空间中松弛时，攻击性的交往方式便获得了更大的运作空间。

在此基础上，围绕网络话语的激进化、极化与暴力化，研究者们从不同路径给出了解释。技术路径强调大数据算法推荐造成的“信息茧房”困境；心理路径关注匿名性下的去抑制效应和群体极化现象；社会路径则聚焦于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压力在网络空间中的宣泄。

1.2.3 既有研究的不足与本研究的切入点

上述研究从各自的角度解释了网络话语激进化的某些面向，但它们普遍存在两个局限。第一，多数研究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对行为者的心理或技术归因上，没有将话语实践作为特定社会结构条件下的“策略性行动”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它们解释了“是什么”和“为什么会发生”，但没有充分回答“为什么这种行为对于行动者来说是有效的”——如果一种看似不理性的攻击行为在网络空间中持续盛行，背后必然有着使它在特定场域中成为“理性选择”的结构性机制。

第二，既有研究较少从微观的“符号互动过程”和宏观的“话语结构”两个层面同时发力。前者关注的是特定的词汇如何在具体的互动中被赋予排斥功能，后者关注的是支撑这种排斥的深层分类系统与权力关系。缺少微观分析，就容易停留于抽象的宏大叙事；缺少宏观视野，就容易把个别现象当作孤立事件。本研究选择“嘉豪”这个具体的词语作为切入点，正是试图在这两个层面之间建立连接：通过追踪一个词在互动中的流动，揭示网络话语激进化的微观机制与宏观逻辑。

1.3研究问题及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在网络互动中，“嘉豪”如何从一个普通名字被建构为一个用于取消对话的排斥性标签？这一过程体现了怎样的话语结构与权力逻辑？

这个核心问题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在微观的符号互动层面，“嘉豪”的意义嬗变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它如何从一个人名变为一种共享的互动模式？其二，在话语结构的层面，“嘉豪”标签的运作遵循怎样的排斥机制？它如何通过分类来完成对话资格的剥夺？其三，在行动者的层面，人们使用“嘉豪”标签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动因？这关涉到惯习、场域与资本的何种逻辑？本研究将于第四、五、六章对以上三层研究问题分别进行论证。

本研究致力于理解与构建一个理性沟通的公共数字空间，“嘉豪”作为结构性的符号产物，其产生是具有必然性的循环，不从结构上对其进行解读，任何道德呼吁不过都是自欺欺人。只有在理解其生成机制的基础上，才能反思如何重建一种可以被接受并实践的沟通理性。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数字空间的话语实践——“嘉豪”一词如何从人名嬗变为取消对话的标签。本章的任务是搭建一个能够以结构主义宏观视角对社会网络微观实践进行分析的具体理论框架。具体而言，本章将依次引入四种理论架构：符号互动论的符号意义来源与标签机制的合理性来源；福柯的话语理论所揭示话语排斥行为的结构性；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运用场域、惯习、与资本的关系具体分析这一行为的运行逻辑；最后回归以福柯的“批判的本体论”为全文的批判提供具有指导性的方向。运用以上四种理论体系分别解释“嘉豪”符号的意义嬗变机制、话语的排斥机制、话语运作的社会动因、与公共领域沟通理性的重建方向。

2.1 符号互动论：标签如何获得意义与效力？

第一个分析任务是在微观层面回答：“嘉豪”标签的具体互动机制是什么？它如何产生共享意义？又为何具有排斥效力？三位理论家的论述为此提供了递进的分析工具。

布鲁默从“共同行动”概念出发，解释了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符号的意义不是固有或先定的，而是在人们重复性的社会互动中被解释、调适、共享的[7]。那些被广泛使用的标签，正是共同行动的产物——并非某一权力者将它定义，而是重复的互动将意义上升至共识。这解释了“嘉豪”标签使用者的自信从何而来：他默认于其他互动参与者在大量互动中保持同样对这个词同样的理解，因此无需附带任何解释，并借此跳过了一层理性的对话。

然而，布鲁默的“共同行动”理论中互动双方拥有大致对称的解释能力，这难以处理标签使用中的权力不对等现象——为什么某些人拥有施放标签的权力，而另一些人只能被动接受它？贝克尔的标签理论补足了这一点。他在《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中提出了的结论：越轨并非行为的固有属性，而是社会群体通过规范制定、执行、与标签化共同建构的集体性活动。[8]同理，“嘉豪”不是一类客观存在的人，而是一个被创造归类的话语类别。

尽管可以通过布鲁默与贝克尔的理论解释意义的共享与标签背后的权力，但二者均未充分处理定义本身于不同主体中错位的实际情况。在实际互动中，“嘉豪”的定义在攻击者、被攻击者与旁观者之间常常是错位的。因此本研究在此引入费什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为其提供补充：“文本的意义不在于文本本身，而在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观构成和体验事件”[9]。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可能在同一标签上生产出完全不同的意义。然而，这种定义错位并未削弱标签的排斥效力——因为解释权被使用者单方面垄断。这正是1.1节所述“自证陷阱”的结构性根源：被标签者无法在一个他无权定义的框架中为自己辩护。

综上，布鲁默、贝克尔与费什三者合力，为本研究第四章分析“嘉豪”标签的意义嬗变过程提供了关于意义生成与权力介入的微观机制解释。

2.2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排斥如何被结构所支撑？

微观互动机制解释了标签如何在具体互动中生效，但它不能自我封闭。第二层的任务是追问：标签使用者所调用的那套分类图式——那种能够预先判定“谁的话值得听”的话语秩序——从何而来？

索绪尔的论断为这一追问提供了起点。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不是一个命名系统，不是先有事物再给它贴标签，而是一个分类系统。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是语言系统的结构而非自然的对应决定了意义[10]。这一结论与前文的标签理论具有一定共性——是符号分类出了群体。

福柯将这一结构主义洞见推向了权力维度。在《疯癫与文明》中，他并未讲述一个关于疯癫的医学史，而是揭示了一种结构性的排斥。理性之所以成为理性，正是因为它划定了“非理性”的边界并将后者持续排斥在外。疯人不是医学发现的对象，而是理性自我确证所必需的“他者”[11]。这一排斥机制的关键特征在于它的非论证性：对疯人的排斥并不需要通过辩论来证明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只需要简单的分类动作即完成了对被排斥群体的否定。

“嘉豪”的排斥结构也遵循这一规则：标签使用者无需证明对方哪里说错了，只需归类即完成了否定。福柯揭示的正是这种“非论证的排斥”的话语结构——一种不依赖具体论证的权力形式，其效力不在于“说服”而在于“排斥”。这一理论为本研究第五章分析“嘉豪”的排斥机制提供了核心资源。

2.3 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排斥策略的社会动因何在？

福柯提供了排斥的结构分析。但在宏观机制外还需要回答是什么社会动因驱动着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反复使用“嘉豪”这一排斥策略？这就进入了第三层分析，也是本研究理论框架的核心所在。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为此提供了关键的分析路径：正如他在《实践感》中所强调的，社会科学的任务“不在于进行道德说教，而在于揭示实践背后不为行动者所自觉的逻辑”[12]。

2.3.1 数字场域：话语实践的竞争空间

布迪厄将社会理解为由多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场域”构成的网络。场域是“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构型”，每个场域有其特定的运作规则和资本形式。[13]本研究将网络话语空间视为一个特定的“数字场域”，它既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延伸，又具有如匿名性、跨时空性、算法中介的独特属性。行动者在其中围绕话语权力与符号合法性展开竞争。

2.3.2 惯习冲突与“话语阶层”

“惯习”一词是布迪厄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指在社会条件中长期浸润而形成的、持续且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在数字场域中，行动者不同社会经历形成的惯习进入互动，这些惯习并非平等地被接受：更契合数字场域主流规则的话语方式被默认为“理性的”或“正常的”，而偏离这一规则的方式则面临被标记的风险。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从“社会阶层”概念延伸提出“话语阶层”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在数字场域中基于话语惯习差异及其符号等级而形成的隐性分层。当一个人被指认为“嘉豪”，并非其表达内容的错误，而是因为他的话语惯习被判定为“不符合”——其表达习惯被置于符号等级的较低位置。这是一种话语阶层之间的冲突，通过标签的形式被转译成了道德高下的话语审判。

2.3.3 象征资本与“道德资本”的重新定位

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四种基本类型。其中，象征资本是指任何形式的资本当它被行动者通过认知范畴承认为理所当然的、值得尊重的时所获得的形式——亦即“被承认的合法性”[14]。

本研究在布迪厄的框架内操作，将“道德资本”定义为象征资本在道德维度上的表现形式。具体而言，它指的是在数字场域中通过占据道德正当性位置——例如，通过审判他人为“嘉豪”来彰显自身话语方式的优越，以此而积累的符号合法性资源。这一界定与王小锡在经济伦理视域下将道德资本界定为投入经济运行过程的伦理价值符号有所不同[15]。本研究关注于话语资格的争夺，而非经济价值的创造。

2.3.4 实践逻辑的三维分析

场域、惯习与资本三者构成了布迪厄分析实践逻辑的三维框架。将其运用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在数字场域这一竞争空间中，携带特定话语惯习的行动者为争夺道德正当性的象征资本而展开竞争；“嘉豪”标签的使用，正是这一竞争中的典型排斥策略——通过贬低他者的话语惯习来获取自身话语方式的合法性。这一三维框架为本研究第六章分析“嘉豪”标签使用的社会动因与资本逻辑提供了理论分析基底。

概念界定与操作化

在具体机制的分析前，在此对本研究出现的四个重要概念做出操作化定义：何为“嘉豪”、“反对话技术”、“道德资本”、与“话语阶层”。明确其位置与功能更有利于下文论证的共识形成。

3.1 “嘉豪”：从名字到排斥性符号

在本研究的分析中，“嘉豪”不是对一个具体人物的指称，也不是对一个客观存在的群体类型的描述，它是一个在数字场域中被建构出的排斥性符号。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视角来看，“嘉豪”的嬗变过程是一个能指脱离原有所指、在新的话语实践中被重新锚定的过程。在作为人名的阶段，“嘉豪”的所指是一个具体个体的身份标记。而在标签化的过程中，这一能指逐渐漂移，其原有的指称功能被替代，转而承载了一套关于不被接纳者的分类图式。索绪尔关于语言是“分类系统”而非“命名系统”的论断在此得到了一个具体的功能性的体现。

在操作化层面，本研究通过以下标准识别“嘉豪”的标签化使用：（1）该词被用于指称特定的发言者或群体，而非用作人名；（2）该使用具有明显的负面评价色彩；（3）该使用不伴随对对方具体观点的逐条反驳。在第四章的语料分析中，本研究将以B站、抖音等平台的公开帖文与评论为经验材料，具体展示这一嬗变过程及其使用语境的典型特征。

3.2 “反对话技术”：基于话语结构的分类性取消对话

“反对话技术”是本研究提出的核心分析概念，用以表达“嘉豪”及其同类标签在话语结构中的功能特征。

在既有研究中，网络语言暴力通常被界定为使用谩骂、诋毁、侮辱等攻击性言辞对他人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但本研究关注于话语本身蕴藏的暴力性：“嘉豪”标签在词汇层面不携带辱骂色彩，却能在功能上实现比直接辱骂更为彻底的话语取消。张慧、杨炳钧在分析网络游戏话语时指出“符号暴力”区别于显性语言暴力的特征在于“建立在合法化表达基础上”的“更为温和、更加隐蔽的权力支配手段”[17]。而“嘉豪”标签的运作与此相近：它不是通过展现直接攻击性的言辞实施暴力，而是通过更为隐秘的一种分类性暴力完成排斥。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研究将“反对话技术”界定为：行动者在特定话语结构的支撑下，通过调用已被社会性地建构的排斥性符号，将其目标归入不符合规范的预设的话语类别，从而在不对其具体观点进行论证反驳的情况下，提前取消其参与理性讨论的资格。

这一定义包含三个要素：其一，它依赖一套先在的分类图式——行动者并非临时创造排斥标准，而是调用已被话语结构所预设的类别；其二，它的核心操作是“归类”而非“论证”——否定通过分类完成，而非通过论辩实现；其三，它的效果是“资格的剥夺”而非“观点的否定”——被标签者的观点正误已无意义，话语针对的是理性对话的基础。

在操作化层面，本研究通过以下特征识别“反对话技术”的使用：（1）使用“嘉豪”或同类标签指称对方，而非对对方观点提出实质性反驳；（2）该标签使用后，讨论明显转向对发言者身份的攻击，而非继续围绕原初议题展开。在第五章中，本研究将结合语料具体分析这一技术的运作机制与排斥效果。

3.3 “道德资本”：象征资本在道德维度的表现形式

“道德资本”是本研究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中延伸使用的分析概念。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中，象征资本指的是任何形式的资本——无论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还是社会资本——当它通过被社会行动者的认知范畴所承认而获得了合法性的形式。本研究在布迪厄的框架内操作，将“道德资本”界定为象征资本在道德维度上的表现形式。具体而言，它指的是在数字场域中，行动者通过占据道德正当性位置。例如，通过审判他人为“嘉豪”来彰显自身话语方式的优越，而积累的符号合法性资源。这种“道德资本”不直接兑换为经济利益，但它可以在数字场域中转换为话语影响力、群体认同和定义权。

需要明确的是，这一界定有别于王小锡在经济伦理视域下对“道德资本”的使用。王小锡将道德资本界定为“投入经济运行过程，以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为主要手段，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其核心关切是道德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本研究对“道德资本”的使用则聚焦于数字话语场域中的符号权力争夺：行动者争夺的不是经济利润，而是道德正当性的象征资本——即定义他人的话语权力。这一点需明确与现有道德资本理论研究中概念的区分。

在操作化层面，“道德资本”在本研究中不作为需要独立测量的变量，而是作为解释性概念服务于后文。

3.4 “话语阶层”：基于话语惯习差异的隐性分层

“话语阶层”是本研究尝试提出的一个从“社会阶层”展开的延伸性概念，用以描述在数字场域中基于话语惯习差异及其符号等级而形成的隐性社会分层。

“阶层”概念原本用于描述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分配不平等——经济资本的差异形成经济阶层，文化资本的差异形成文化阶层。本研究的延伸逻辑是：在数字场域中，不同社会群体携带着由各自社会轨迹所形塑的话语惯习进入互动。这些话语惯习并非平等地被接受，更契合数字场域主流规则的话语方式被默认为“理性的”“正常的”“有品位的”，而偏离这一规则的方式则面临被标记为负面类别的风险。当这种不平等的承认持续再生产时，便在话语层面形成了一种隐性的阶层分化。

需要说明的是，“话语阶层”不是布迪厄本人的概念，而是在其惯习理论与场域分析的框架内所做的延伸。本概念试图揭示的是一种特定的不平等形式：说话方式的差异被转译为道德品质的高低，从而为话语层面的排斥提供了“正当化”的话语资源。本概念将于第六章进一步进行探讨。

3.5 概念关系

上述四个概念并非孤立使用，它们在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中构成一定联系：“嘉豪”作为排斥性符号，是“反对话技术”的典型操作工具；“反对话技术”的运作，在行动者层面服务于“道德资本”的积累；数字场域中“话语阶层”的分化又作为社会结构的条件支撑这种“道德资本”的积累。

话语的嬗变何以可能

在第四章中，视角将于“嘉豪”话语使用的互动本身展开，即这一符号在嬗变的前后意义上的变化、作为嬗变前提的共识、嬗变得以成立的机制、以及嬗变中的定义错位。

4.1 嬗变前后：从名字到标签的意义断裂

这一节将呈现“嘉豪”在嬗变前后的根本性变化。在嬗变之前，“嘉豪”是一个名字，它的功能是指称一个具体的个体。名字的意义是相对稳定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在标签化之后，这一切都变了。“嘉豪”不再指向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指向一个被建构的话语类别。它不再是一个身份的标记，而成为一个排斥的工具。

语言不是命名系统，而是分类系统。名字阶段的“嘉豪”似乎在“命名”，但标签化之后的“嘉豪”则暴露了语言的真正本质。它划定了一条边界：边界这边是正常，边界那边是另类。这个边界在名字阶段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嬗变前后最根本的变化。

4.2 嬗变的前提：共识如何存在

一个标签要生效，不能只靠一个人使用。必须有足够多的人共享对它的理解——知道它大概指什么、知道在什么场合用它、知道它一旦被抛出意味着什么。这种共识的成立构成了布鲁默所提出的“共同行动”。

在网络互动中，共识的生成通过不断重复的互动积累起来。每一次有人用“嘉豪”来评价一个发言者，每一次有人对这样的使用表达认同或提出修正，都是在参与这个共识的建构。渐渐地，原本模糊的用法变得清晰，原本分散的理解趋于一致。共识不是被宣布的，是被使建构出来的。

这个建构解释了为什么“嘉豪”能够从一个偶然的用法变成一个有效的标签。不是因为这个词本身有什么魔力，而是因为足够多的人在足够多的互动中形成了关于它的“共同理解”。这种共识的存在，为“嘉豪”成为一种反对话手段提供了前提。

4.3 嬗变何以可能：符号的任意性与网络的话语条件

一个名字能够脱离原有的指称、被重新赋予意义，这说明意义的锚定从来不是自然的，而是依赖于特定话语结构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揭示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如果“嘉豪”和“被指认为嘉豪的这类群体”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必然的，那么标签化就不可能发生。正是因为这种联系是任意的，它才可以在新的实践中被松动、被取代。

但这个“任意性”只是符号自身属性带来的可能性。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是网络空间的独特属性。李伦和孙玉莹在《话语·权力·呈现：数字身份的生成逻辑》[17]一文中指出了“肉身离场”与话语介质的非线性建构的机制，数字身份的生成以“肉身离场”为先决前提——在数字空间中，交往脱离了现实身体的约束，面孔、性别、年龄、社会身份等现实交往中锚定意义的背景信息被悬置，从而为话语符号的重新编码预留了空间。同时，数字空间的话语以其独特的去中心化、非线性的叙事方式，无意中成为一种批判力量，改变着行动者的思维模式和话语逻辑，让人对身份建构的原有标准产生质疑。

“嘉豪”从一个指称个体的语言序列中被抽离，放到了另一条通向分类的意义路径上。因此，符号的“任意性”就在这种数字空间的互动中得以实现。

任何符号在这样的条件下都有可能经历类似的嬗变。“杠精”、“圣母”、“爹味”、“普信”——这些标签的历史都不长，但都经历了一个意义漂移过程。“嘉豪”只是其中相对近期的一个，符号标签在数字空间中的嬗变逻辑是相通的。

4.4 定义的错位：共识的幻觉与权力失衡

尽管“共同行动”理论默认互动中共享的意义是相同的，但在实际互动中，攻击者、被攻击者和旁观者对“嘉豪”的理解常常是错位的。费什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对此可以做出解释，意义不在文本本身，而在于读者的主观构成。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在同一符号上可能投射完全不同的理解。

当攻击者使用“嘉豪”时，他调用的是一套在他的解释共同体中流通的意义——“嘉豪”是某种他熟悉的、让他感到不适的话语方式。而被攻击者听到“嘉豪”时，可能完全不理解这个词的内涵，或者理解成了另外一种东西。旁观者可能再以第三种方式来解读整个互动。三方在同一个能指上转译着不同的所指。

但这一现象的悖论在于，应该作为这一互动基础的“共同行动”，尽管其就话语的定义未能达成共识，但这种定义的错位却并没有削弱标签的排斥效力。因为此处存在一种权力结构——解释权被使用者单方面垄断。他不需要确保被攻击者理解“嘉豪”的意思，他只需要让一个第三者理解就足够了。这种结构在攻击的同时留下了一种“自证陷阱”，作为对话基础的共识并不存在，而被攻击者一旦追问“你凭什么说我是嘉豪”，其定义便向攻击者倾斜。于是自证在这种结构中不存在。

于是“共同行动”呈现其另一面：共识不仅是共享的前提，也是排斥的前提。正是因为攻击者相信自己对“嘉豪”的理解是普遍共享的，他才可以放心地抛出这个标签而不附带任何论证。而被攻击者的不理解，反而被当成他“身在豪中不知豪”的佐证。共享的幻觉，构成了排斥的支撑。

话语结构如何生成权力

与第四章对于互动本身的关注作出区分，第五章将围绕于嬗变后的这种“反对话技术”的结构与功能展开，解释话语互动的权力关系。

5.1 分类即否定：排斥的运作逻辑

在导论中，我们曾引用了索绪尔的论断：语言不是一个命名系统，而是一个分类系统。“嘉豪”标签的效力，并不来自它对被标签者具体言行的准确描述，而是来自它作为一个分类动作的功能——它将一个人放入一个已经被预先定义为“无需理论”的类别之中。归类本身构成了否定。根植于这种话语秩序的分类系统中，符号获得了其“取消”的效力，这一行为得以成功的合法性源头便在于此。

这是一种非论证性的排斥。在日常的理性讨论中，否定一个观点需要提出反证、指出逻辑谬误、或者提供相反的论据。论证链条的完整性是理性讨论的基本要求。然而，“嘉豪”标签的使用绕过了整个论证环节。它不回答对方说了什么、不对对方的论点进行拆解、不提供任何实质性反驳。它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命名。通过命名，它将对方面的话语身份从“讨论参与者”切换为“嘉豪，于是互动的一方便被轻易剔除出这场互动。福柯也在其《疯癫与文明》中提到：理性之所以成为理性，不是因为它自身有什么固有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它成功地划定了“非理性”的边界并持续地将后者排斥在外。这种通过分类的排斥与嘉豪的机制具有共通性。

这种简单的运作过程同时也呼应了网络社会的效率逻辑。在一场理论讨论的对话中，完整的论证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需要时间、需要组织语言、需要追踪对方的论证。而一个标签的成本几乎为零。瞬间便可完成对对方的定性与排斥，这种高效性成为了这种“反对话”在网络互动中大规模流行的技术性原因之一。

5.2 定义权的偏移：话语权力的实现

如果说“分类即否定”回答了排斥的运作逻辑，这里要回答的问题则是：这种分类行为背后的权力实质是什么？为什么一方能够通过一个分类来完成对另一方的驱逐？

分类在这里不是中性的认知操作。当一个行动者将“嘉豪”的标签贴在另一个行动者身上时，他所做不是客观地描述了对方的某种特征，而是执行了一种对人的取消。更确切地说，分类在这里是理性讨论的直接取消，是一方对另一方话语权力的剥夺。这种剥夺凭借的首先是话语的定义权——使用者决定着这个词可以指什么、可以什么时候用、可以对谁用。被标签者即使不认同这个标签，也无法阻止它的生效。但话语的定义权只是表层的权力形式。在定义权的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结构在支撑着这类标签的排斥效力：在数字空间中，个体对自我的定义权发生了结构性的偏移。

正如李伦和孙玉莹所指出的，数字空间中肉身是离场的。面孔、性别、年龄、社会身份——所有这些在现实交往中锚定“我是谁”的背景信息都被悬置了。一个人的数字身份几乎完全依赖于他在互动中被赋予的话语标签。这种存在方式本身，就为自我定义权的偏移预留了空间。当所有的身份背景都被抽空之后，一个人作为言说者的形象几乎就是他数字存在的全部内容。一旦话语层面的定义权被他人垄断，个体就从根本上丧失了为自己说话的能力：个体自身的定义已经被他人先于他的自我陈述而完成了定义。这就意味着，在数字场域中，定义一个人的权力从自我偏移至他人手中。

在现实交往的对照中，通过面对面互动，一个人即使被他人贴上了某种标签，他的身体在场、他现实的社会关系——这些都是他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的资源。他人对他的定义需要经过这些背景信息的过滤，无法完全覆盖他的自我陈述。但在数字空间中，这些资源大部分缺席了。一个人唯一的在场方式，就是他的话语。因此，当他的话语被标签所覆盖时，他在这个空间中就真的“消失”了——不是物理上的消失，而是作为一个有自我定义权的主体的消失。

这一判断将我们引向一种关于数字空间话语权力的更深层理解。在“嘉豪”的案例中，排斥之所以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标签来完成，不是因为标签本身有什么魔力，而是因为在数字场域中，话语身份几乎等同于存在本身。一旦一个人的话语身份被他人定义，他作为数字空间中的主体就被重新塑造了。他的自我陈述不再被相信，他的辩解不再被倾听，他作为理性讨论参与者的资格被收回。这正是福柯所分析的排斥机制在数字空间中的具体实现：不是用身体暴力驱逐，而是通过定义权的偏移，让被排斥者留在原地却不再被看见和听见。

这种规则不仅作用于被标签者，同时也作用于旁观者。每一次“嘉豪”标签的使用都建构着一种规范：展示什么样的话语方式会招致排斥，什么样的发言者会被取消资格。旁观者从这些个案中学会了如何调整自己的言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嘉豪”标签不仅是一个排斥工具，它还在持续的排斥实践中反向建构着“正常”话语方式的标准。边界在反复的标记中被不断确认和加固，话语权力完成了它的循环。

6、“道德审判”的资本逻辑

在完成上述分析后，第六章回答的问题是：这种“反对话”的符号为何在数字场域中被行动者广泛接受并使用？

行动者并非机械地执行一套预先给定的权力程序，他们在数字场域中围绕特定资源展开策略性的竞争。“嘉豪”标签的使用，正是这一竞争中的策略实践。如布迪厄所言，社会科学的任务“不在于进行道德说教，而在于揭示实践背后不为行动者所自觉的逻辑”。本章要揭示的正是“嘉豪”标签使用背后那套驱动着行动者行动的资本逻辑。

6.1 标签审判：道德资本的积累策略

当一个行动者在网络互动中将他人指认为“嘉豪”，从符号层面上，他完成了一个划分自己的话语操作。通过将对方归入一个预先建构的负面话语类别，他同时将自身的话语方式归于合规中。当这个信号被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接收并认可时，它便转化为一种符号层面的收益——道德正当性的象征资本。

本文在第三章将“道德资本”界定为象征资本在道德维度上的表现形式，它是行动者在数字场域中通过占据道德正当性位置而积累的符号合法性资源。这种资本不能直接兑换为经济利益，但它可以在数字场域中转换为话语影响力、群体内部的认同感或再生产道德资本。

在第五章5.1节已提出过作为“反对话”的符号具有高效性的属性，其在资本积累的视角下也同样发挥着这一属性。排斥不只是话语秩序的运作方式，它同时也是一种资本积累的手段。行动者无需付出实质性的道德行为成本，仅凭对他人的贬低即可占据相对的道德高地。这种积累策略的高效性，正是“嘉豪”这类标签能够在数字场域中持续流行的深层动力。

6.2 数字场域中的资本竞争

布迪厄将社会世界理解为由多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场域”构成的网络，每个场域都有其特定的运作规则和资本形式[18]。本文将网络话语空间视为一个特定的“数字场域”——它既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延伸，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如张兆曙所指出的，“虚拟整合”未能内生出一套与之匹配的、稳定的集体道德意识，传统道德规范的效力在虚拟空间中松弛。[19]这为话语场域中围绕道德正当性的竞争提供了结构性的条件：话语资格不由传统权威预先分配，而通过日常互动反复竞逐。

在数字场域中，道德资本呈现出区别于其他资本形式的独特逻辑。如金钱、物质资源的经济资本在“嘉豪”的使用中几乎不发挥直接作用。如学历、知识、审美能力的文化资本与“嘉豪”的使用有一定关联，但并非决定性因素，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行动者也可能因其话语惯习被标记为“嘉豪”。道德资本的独特性在于，它是通过“判断他人的道德不当”来确立自身的道德正当，其积累方式不是通过建设，而是通过排斥。

这种资本运作逻辑也解释了道德资本何以能为行动者提供持续的行为激励。如张忠所指出的，道德要成为资本，需要行动主体能够意识到美德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20]在数字场域中，一次成功的标签审判所带来的关注度和影响力，能够迅速转换为粉丝增长、互动提升等在平台流量经济中可量化的数据。这种从象征资源到实际资源的可见回报路径，使得标签化审判成为一种理性选择。正如布迪厄指出的，不同类型的资本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的逻辑，道德资本在数字场域中同样遵循。

6.3 “话语阶层”与道德资本的争夺

道德资本的竞争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之下。不同行动者所携带的话语惯习，在数字场域中并不享有同等的合法性。

“惯习”是布迪厄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指在社会条件中长期浸润而形成的、持续且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不同的社会轨迹产生不同的惯习——不同的感知方式、评价图式和行动倾向。在数字场域中，更契合主流规则的话语方式会被默认为“理性的”或“正常的”。

本文在第三章提出的“话语阶层”概念，正是试图描述这种基于话语惯习差异及其符号等级而形成的隐性社会分层。当一个人被指认为“嘉豪”，深层的原因往往不在于他表达了什么实质上的错误观点，而在于他的话语惯习——修辞方式、情感表达模式、话题偏好——被判定为不合规。这种判定进入道德领域，同时让说话方式本身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维度。以语料中广泛出现的“嘉豪”与“中二病”的争论为例，有用户试图区分二者：“嘉豪是爱装逼的抽象怪”、“本质不一样，中二病是真的觉得自己体内有神秘力量，但是嘉豪是跟风这样做，以为这样就能吸引别人崇拜的目光。”这些讨论的实质是在划定“正常”与“不合规”话语方式的边界。被归入“嘉豪”类别的，是那些被认为“刻意彰显自身”、“自我中心”的表达方式。

由此，道德资本的争夺在更深的层次上是话语阶层之间的一种竞争。符号审判不仅是审判者个人道德资本的积累，更是某一话语惯习对其他话语惯习的一次审判。通过贬低其他话语方式，确认了自身话语阶层的合法性。道德资本因而不只是个人层面的符号资源，它还承载着宏观层面的权力关系——社会的话语阶层划分。

7、 结论与反思

本研究已依次分析了“嘉豪”标签的符号嬗变、话语权力机制与资本逻辑。在符号互动层面，追溯了“嘉豪”从一个普通名字嬗变为排斥性标签的过程，揭示了共识的生成、符号在数字场域中的重新锚定，以及定义错位如何与解释权的垄断共同构成“自证陷阱”。在话语权力层面，本文分析了“分类即否定”的排斥逻辑，以及数字空间中自我定义权从个体向他人偏移的结构性条件。在行动者层面，本文揭示了道德资本的积累如何为这种排斥行为提供持续的驱动力，而这一竞争发生在话语阶层分化的社会条件之下。

至此，1.3中提出的三个子问题已分别得到回应。然而，本文在导论中曾表明，研究致力于理解与构建一个理性沟通的公共数字空间。这一旨归要求我们在完成对这种失去理性对话的批判性分析后，对“理性讨论如何可能”做进一步的反思。

福柯在其作品《何为启蒙》[21]中提出：“启蒙的真正遗产，不是一套教条，而是一种永恒的姿态<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且在这种反思中塑造自己的自由。”批判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一个普遍有效的规范性框架，而在于揭示那些构成“我们是什么”的历史条件，并通过这种揭示，松动那些看似必然的界限，在他提出的“批判的本体论”中，“从使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的那种偶然性中，得出不再是、不再做或不再思我们之所是、我们之所做或我们之所思的那种可能性。”这种批判不能替代行动，但其是对人们当下对自身认知的改变，当一种排斥不再被感受为自然的判断，而是可以被认识为特定条件下被建构的权力实践时，它的理所当然就已经被动摇。

从这一视角来回看“嘉豪”现象，便希望本文可如福柯所述的“批判的本体论”。当“嘉豪”这个标签作为特定社会条件下被建构出来的排斥工具的本质被揭露；当“分类即否定”的话语权力机制被看破；当道德资本的积累逻辑显现。话语沟通便无法再简单停留于道德评判的层面。这也是本文作为批判的社会价值与希望所在。

本研究致力于理解与构建一个理性沟通的公共数字空间。作为批判的理论，是其最初的一步。正如福柯对于批判所说：“这种批判工作必须对我们的界限作研究，即，它是一种赋予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的耐心的劳作。”。理性沟通的公共空间的建立，并非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式的推翻重来，而是一场漫长而细致的自我塑造，是每一位互动者自由的耐心劳作才结出的果。

参考文献

Fish, S. E. (1970). Literature in the Reader: Affective Stylis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2(1), 123-162.

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 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7

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6

王梦、王会：《网络暴力语言流行特点及传播影响》，《长沙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著,蓝江译.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M].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

张兆曙：《虚拟整合与平台社会的来临》，《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Blumer, H.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9, pp. 2-5, 16-17.

（美）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Becker）著,张默雪译. 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Fish, S. E. (1970). Literature in the Reader: Affective Stylis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2(1), 123-162.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文] / (瑞士)费迪南·德·索绪尔著 ,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1

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 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7

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6

布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布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褚思真、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王小锡：《论道德的经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张慧、杨炳钧：《情态隐喻视阈下网络游戏话语的符号暴力研究》，《现代外语》2023年第1期

李伦,孙玉莹. 话语·权力·呈现<数字身份的生成逻辑>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52(6): 32-38.

布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张兆曙：《虚拟整合与平台社会的来临》，《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张忠. 道德资本再论<基于行动者动机的分析理路>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4(5): 92-101.

福柯：《何为启蒙》，顾嘉琛译，南京大学——实践与文本，2019-11-25

本文为社会学课程论文。以”嘉豪”一词为典型案例，综合运用布鲁默的共同行动理论、贝克尔的标签理论、福柯的排斥机制、布迪厄的场域与象征资本理论，分析网络”反对话”现象的结构性成因。研究表明：标签的意义嬗变依赖于”共同行动”建构的共享理解，但定义错位与解释权垄断共同构成了权力结构倾斜，使被标签者在互动中失去定义自身的能力。